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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作家的诗文与现实

2014-07-29 00:37 来源:转载网络

■60后农民工郭金牛。

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讲述亲历与目睹的梦想、惆怅和沧桑

■新快报记者 刘子珩

7月26日的下午,深圳的雨时有时无,夏日里风云变幻本就无常,海边的城市更是如此。龙华新区的一座商场前,雨停没有多久,地面的积水有许多,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注意繁华的脚下。

郭金牛就住在这个商场后面的小区里,见到他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双小眼睛,像两粒绿豆一般,小得都看不见转动。他留着一头板寸短发,脸上十分干净,如果考虑到他是农民工的身份,加上曾经因为车祸缠满绷带的经历,这张脸真可以算得上白净。

48岁的郭金牛也是一名诗人,作品参加了2013年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吸引了一些欧洲媒体的报道,回国后又拿了北京文艺网组织的国际华文诗歌奖。今年8月,获奖的诗歌集将被出版,用了其中一首诗作为名字:《纸上还乡》。

大约14公里外的福永镇,35岁的李祚福也开始写诗,灵感和素材是自己年少时残酷的打工经历:欠薪、挨打、流浪、下煤矿、被传销、被敲诈……

大约1000公里外的张家界,32岁的王本松在工地里一边搬砖,一边构思自己的第四篇小说。他已经在电子杂志《ONE·一个》上发表3篇了,用的是自己的笔名:“王二屎”。

诗人评论家秦晓宇很看重这些农民工的文字,他在编撰一部《工人诗典》,视之为“工人们自己来书写的命运,在整体上构成了当代中国转型的一部史诗。”

这些隐藏在工厂与工地里的故事,慢慢被挖掘了出来,有着粗颗粒的真实感。在时代的惊天动地里,他们一度万籁俱寂,现在,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人,正在自己用文字,讲述着亲历与目睹的梦想、惆怅和沧桑。

南下的深圳

写诗骗子,是我

写几首破诗,在三个省混

随身

扛着三个外国人:艾略特、荷尔德林、叶赛宁

一个中国人:海子

——郭金牛《写诗的骗子,是我》

“说好听点,我们是到南方来寻梦,说现实一点就是赌博,为了生存。”20年后,郭金牛吐着烟雾,回忆起走出老家时的画面,他想到了一个少年义无反顾去往远方的形象。

1993年,离湖北浠水县千里之外的城市里,那个农村出来的少年并没有那么顺利寻到梦想。一起出来的同村三人,在来到深圳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些绝望地发现一个事实,“所有的工厂都不招男工”。

不仅如此,因为乡村的贫穷,他们全身的家当都只够回家的路费——这被看做是最后的救命钱,谁都不敢动。

三天后,在石岩镇流浪的三人见到了一个老乡,被领到一间出租屋里,这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房子是当地农村的农具房,20平方米,男女老少睡了一地,全是湖北来的。

一天晚上,门外的喧嚣让气氛紧张起来,老乡让郭金牛赶紧跑,跑到山上去,躲避来查暂住证的人。老乡严肃地警告他,要是被抓到,会被送到收容所里,再之后就不好说了。

这是郭金牛在深圳学到的第一条生存法则——如何躲避查暂住证的人。

深圳市从1984年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目的是为了管理外来人口。当时暂住证的费用是一年360元,且必须由企业办理,当时深圳工人一般月工资不到300元。大量的人并没有暂住证,暂住证的检查与躲避每一次都惊心动魄。

郭金牛算了一笔账,要是一年里有三个月没找到工作,赚的钱就只能够办暂住证的费用和路费了。

在被介绍进电子厂后,郭金牛成了一个焊熄工,一天干10个小时有8块钱的收入,遇到加班还能再多1块钱。这相比老家已好太多,那里收入最多的时候一天也不到3块钱。

电子厂像当时大多数工厂一样,封闭化管理,扣发工资,随时可以开除人。三个月后,郭金牛被开除了,理由是他脾气不好,科长看他不爽。

不久,他又被介绍进了一家电镀厂,在高温车间里给塑料珠子镀上一层金色。两个人拿着一串珠子,往金色液体的池子里浸泡一段时间,再拿出了烘烤一下,就算完工。每次下班时,郭金牛整个人都染上了金黄色,就仿佛夕阳照在身上。

第三个月,在感到身体不适之后,郭金牛主动辞去了工作。一直到十多年后,他才知道原来电镀厂属于化工行业,那个液体池里,挥发的是有毒气体。

找工作,失去工作,再找工作,有一段时间,郭金牛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节奏,工厂、工地、拉广告都做过。

这些成了日后他诗歌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

住着七个省

七八种方言:石头,剪刀,布

七八瓶白酒:38°,43°,54°

七八斤乡愁:东倒西歪

每张脸,养育蚊子

七八只

郭金牛晃荡的日子被终结得很突然。那是一辆蓝色的货车,在宝石公路上,他被撞飞了。现场很快围了一圈人,司机下了车,对着躺在地上的郭金牛踢了两脚,骂道:“他×的,走路不看路,把我车都撞坏了。”说完扬长而去。

郭金牛用诗歌回忆了这段画面:

他迟迟不敢坐上一枚邮票回家

他一写信:

662大巴车,就在宝石公路将他撞伤

电子厂,就欠他的薪水

货车变成了662大巴车,这是他经常找工作坐的一班公交车,至今还有。

那天郭金牛在地上躺了很久,直到一位路过的朋友认出了他,才被送到医院。他感觉自己上半身骨头都碎了,缠满了绷带。朋友帮他交了300元医药费,在这笔费用用完后,他被赶出了医院。

他去了另一个朋友的老家梅州养病。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文学,尝试着写诗。


■70后农民工李祚福。

■80后农民工王二屎。

逃跑的少年

从煤提出来食用色素,让我相信了眼前的东西味道不错。 1998年二十元人民币一天的工钱,将多少青春打发了走。

——李祚福《诸子百家煤矿》

很多年后李祚福仔细想了想,原先带着自己出去打工的同村、堂哥、叔叔、伯伯,似乎都没有帮到自己,他们和他一样,在异乡如同浮萍,根本身不由己。他仍清楚地记得17岁那年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他发现自己被人骗了,想要逃走。而往后的年月里,他又一次次被命运抓了回去,再不停地重复这个奔逃回乡的画面。

一切起源于1997年,那个春天里的故事并不温暖,蹲在东莞一个工地里,李祚福感觉寒冷彻骨。他从江西兴国县老家来东莞三个月了,是同村和堂哥带他出来的。出门前堂哥告诉他,自己去年的工资还没有结,有3000多块,不过不用担心,一定会有的。

李祚福在工地只能做一个小工,每天6点起床,23点下班,中午吃一顿没肉的饭,晚上领一包5毛钱的方便面。饮用的井水都已发臭,生满了虫子。工棚里也被蚊子、苍蝇占领,只有一条线毯供人遮身取暖。最关键的是工钱一直没有发,三个人忍无可忍,计划逃走。

李祚福手里只有1块5,是看病后剩下的。他不小心踩到了钉子,7枚,全部穿透了脚下的解放鞋。工头给了他15块钱,打针用掉了13块5。

三个人逃到了东莞的另一处工地,两三天后即被上一家工头找到。

新老工头谈判,决定任他们自由选择跟谁,但要算清楚账目。老工头一算账,除去工资,李祚福还倒欠他300块钱。

同村和堂哥跟了新老板,李祚福回到老工地,他被警告,要是再跑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是夜,连下了几天小雨的东莞迎来了一场瓢泼大雨,李祚福穿上了毛衣,肚子隐隐生疼,思前想后,他决定再一次逃走。

他沿着东莞的铁路,向400公里外的老家走去。走一段路,扒一段火车,7天7夜后,他回到了家,中间吃了一顿剩饭,一个木瓜,和捡到的半个干馒头。母亲见状痛苦,让他不要再出去打工了。

他这样回忆道那段经历:

雨先问路,我选择九百九十里外铺张的可能,安置还乡脚步

我拔营捣寨不成,徒步重走长征,抗衡身无分文的草根树皮

第二年,他被叔叔带去了福建龙岩的煤矿。叔叔是那里的一个小工头,矿上的工资并不按期发放,没钱了要主动找工头支度生活费,年底再发一次回家的钱,“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签合同的意识,法律途径也解决不了,只要做了事有钱拿就行。”李祚福去煤矿场之前,工人们靠一群老乡帮忙,拿了部分工钱。

他的一个堂哥,在几年后死在了矿场。又过了十多年,他写道:

就在这个地方

有人发了家,致了富

有人找到了衰老

有人找到了死亡

我十八岁的堂哥哥,变成了骨灰,漂在于都河

矿里用两万来吊,打发堂哥哥与亲伯伯

时间到了打工的第三年,李祚福见到了当年同去东莞的同村和堂哥,他们依然没有领到工钱,还是逃出来的。

2002年,李祚福从韶关一所培训学校的厕所逃出来后,知道自己几年来打工的2700元积蓄算是打了水漂。学校的名气很大,电视台报道过,他本想提高自己的技能,却不想进入了传销的老窝。

他的记忆里满是愤怒与悲怆:

汽车驾驶用双脚代跑,每天跳绳,跳到擂台就算高。

而这些我准备装进职业生涯的东西,在韶关顷刻颠倒。

工地的“混混”

最高的那一栋,宿舍就在那边。我抬头往宿舍方向眺望,没敢想我能住那么高。

宿舍在坡子街,从工地到宿舍,要横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五一大道与解放西路,中间要经过太平街或下河街。我拖着行头,跟在识途老乡身后,低头穿过人群拥挤的五一路。

——王二屎《天仙配》

王二屎有时在想,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农民工,而是一个混混会是怎样。他把这种想法写进了自己的第三篇小说《你好美呀,请等一等》,在小说里,“我”喜欢上了一个大学生,不敢表露真实身份,便假装自己是一个混混,装作玩世不恭,吹嘘打架闹事。

“没有女孩子会喜欢一个农民工。我在工地四年,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后来我又在工地呆了十年也仍然没有。但真的有很多傻瓜喜欢混混。”王二屎这样写道,他说,这句话是真的,即便自己现在每月收入能到7000块钱。

王二屎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在家里种地放牛,2000年从老家湖南新化县出来打工,有几年一直呆在长沙。在他印象里,早年街头的地痞混混与农民工关系紧密,混混没钱了就躲在工地的老乡处,能有个住所,还能做些短工;农民工想要赚钱可以跟着混混去打架,费用从几百到上千,要看出力的程度,动不动刀。

这和工地里的生活逻辑一样,人人为钱卖命。老一代农民工拼命赚钱不敢花,新一代农民工需要耐克和苹果,谁都不能少了钱。一次,一个包工头嫌工人们干活不用力,用不发工钱威胁他们。农民工一齐起了火,放下砖头,找到了包工头,将他揍了一顿。“他傻,找打,没钱还装大爷。”王二屎将这个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暴力像丝茧一样将来到城市的这群人围住,他们用以生存自保,他们也被人如此对待。

王二屎记得,一天晚上睡觉时,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以为着了火,却发现工友们围在一起观看,呵呵直笑。他凑前,看到一群男人将一个男人打翻在地。工友告诉他,那个被打得哭爹喊娘的也是个工人,半夜里偷邻居女人晒在外面的内裤,被她的男人发现了。

他给《一个》写了第一篇文章,两千多字,将这些残酷的青春见闻汇在了一起。他那时没有电脑,用一台国产手机打了两个晚上。三个月后,他正被包工头训话,接到了编辑的电话。

编辑一言是为了核实他身份打去电话的,听到一段咿咿呀呀的音乐和“湖南长沙天气预报”的彩铃,她几乎确信,这真是一个农民工,有着一个被莫名绑定的彩铃。

她选用王二屎的文字是因为感觉很不一样,他们接收了大量的青春文学,风花雪月,爱怜哀伤,突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高楼大厦的丛林下行走的年轻人,住在离繁华一街之隔的工棚里,“文章有在农民工中生活的一种无奈,和内心很挣扎的一种环境,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农民工作家。”

不过工友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觉得王二屎很傻,没有文化还想写作。做包工头的姐夫问他,写这些能娶老婆吗?

14年,王二屎逐渐学会了适应这种生活,他原本会告诉工友,要争取节假日的加班工资,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还骂我,我操,我再也不说了。”骂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王二屎把自己要说的话都写了下来,那里有自己和工友们的生活,粗糙却真实:

我们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我们用旧报纸擦屁股,用手掌揩鼻涕,偷看女人洗澡,把钢筋绑腿上带出工地换酒喝。我们的个人卫生让人着急,我们的心理卫生令人生忧,我们用四肢来做事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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