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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当普通人怀念改革开放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02篇原创首发文章 怀念真正做事的人,怀念正气最近根据阿耐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它讲述的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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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02篇原创首发文章

怀念真正做事的人,怀念正气
最近根据阿耐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它讲述的是,1978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故事一开始,讲的却是宋家两姐弟都在1978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弟弟宋运辉还靠自学考了全县第一名,但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镇里面不愿意给他们去县里送政审材料,为此,宋运辉不服气,在镇革委会背了两百多遍《人民日报》社论。
他一直重复着两段话: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优秀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家庭出身如何,只要爱党爱国,本人遵纪守法就行。”
恢复高考的难度,真的不是一般的艰难。即便政策已经出台,主流舆论已经宣布,可大多数人的脑子可能还留在过去。历史每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及忘却密密麻麻的无奈。
其实,早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但他的意见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施行。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前的两个月,他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有一些结论和进展,确定了老基调上的修补方案,即建议招收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协议,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1977年8月4日,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教育史的重大转折。笔者去年曾在秦朔朋友圈写过一篇《夏天的故事:邓小平、查全性及恢复高考记》,里面谈到了当年就决定恢复高考的细节——

邓小平问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部长):“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来不及了吧?”査全性当下立即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于是邓小平又问刘西尧,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沉吟一会儿,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除了查全性,这个在座谈会上最敢直言的武汉大学教授外,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格外值得怀念。他叫穆扬。虽然领导人和招生工作会议都已经定调,但还有很多问题横亘在现实面前,还流传了一首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育门紧闭吹不开”。造成这种僵局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是“七二一道路”和“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
9月3日,穆扬邀请了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技负责人6人进行座谈。会议结束,穆扬趁热打铁,连夜写出内参,之后又征求《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
一个又一个有为的人在真真实实地推动社会进步,无论是教授、还是记者,这些都不是决策者,但他们影响决策。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做事的信念。只有有心人才能改变人。
邓小平同志看到了穆扬的报告,穆扬知道领导的压力也很大,但9月19日邓小平就发表了新的谈话,他说,招生工作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
看到了吗?每一个名额都来之不易啊!那个时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活着哪有容易的事啊!这就是宋运辉背的两段话的背后,那么深长、艰辛的努力过程。
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不才的我认为,它的起点应该是恢复高考之时,恢复高考是中国将要走上正轨的信号,恢复高考让社会充满了正气,并准备了大量的人才,只有普通人的思想解放了,普通人的执念开始放下了,这一切的进步才真的开始了。十年的教育断档,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万名大学生。而恢复高考,把压抑的一切都释放出来,它是历史的指挥棒,77、78、79新三级学人选拔了几十万,却调动了几千万,更影响了整个社会,这是一种解放和一种挽救。
人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没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信仰公平竞争,追求凭本事吃饭。还蕴含了一种温暖人心的希望——刘少奇的四个子女在同一年考上大学,其中一个女儿还考上北大生物系,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被平反。
这一代人,生命力特别旺盛,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觉得,活着是没有退路、没辙了就要背水一战。在生活中搏一搏,机遇来了,像豹子一样扑上去,抓住它。他们是悲剧造成的人才,他们更有意志力,毅力,更具韧性,更经得起困难的打击,更有主见,社会生活能力更强。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恢复高考的春风荡涤了“不学无术靠关系”、“唯成分论”、“读书无用论”的污泥浊水。“拨乱反正”在那一代人心中简直是一个令人动情的字眼。中国人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特别单纯的,那时,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特别火爆,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大家举杯向四川人感谢。有人一遍遍刷着《甲午风云》,因为里面有“邓大人”。
1984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大学生物系几名81级大学生以布头代笔,写下这句历史性的问候——“小平您好!”10月1日,跟随着国庆35周年科技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时,几个年轻人打开预先藏在鲜花里的横幅,向天安门展示了他们的心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我们的敬意,国庆游行是一个高贵的机会。”习惯高呼“万岁”的喉咙第一次学会了问候“您好”。
怀念“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怀念理性与责任
清华大学化77-2,在1979年底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十件大事之一。2011年4月23日下午,清华百年校庆时,一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理念墙竖立在清华大学工物馆4楼。
第一个提出这句话的人是化77-2的王文一。1979年年底,他们班里组织开展大讨论,目的是畅所欲言,明辨是非。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许多问题讨论不出结果,有一次点名到王文一,他说:“外面的事咱管不了,我们在大学里读书,还是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后来团支部就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大讨论的结论上报,全班同学都很认同。再后来,中国青年报先发表了报道,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也都报道了这句话。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因为拨乱反正,结论就是“做”,不能总是抱怨、埋怨,“历史的错误,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清谈和指责,仅仅充当一名评论家。”新三级是受过挫折的一代,所以能够摆正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绝对崇拜之后怀疑一切。求知、成才、睁眼看世界,才是他们迫切想做的事情,人生、社会、民族等思考题都摆在面前,实践出真知,先得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记本子。《中国新三级学人》作者钟岩说,他们经过较为透彻的自省,转向了将理想与热情深埋在厚实、冷峻里。
抱怨、指责、埋冤有用吗?不如想想好怎么做。人的自尊、正义、民族气节,才是人类沟通的“世界语”。人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命运看来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也很有理由沉沦,但人可以持续做努力去试图改变一点事情,虽然可能身处十八层地狱,但也能看见微光,甚至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地狱。
其实,最终还是人自己才能改变环境,虽然太艰难了。“文革”中还是有人虽然是黑五类家庭,但并没有因此受到批斗,还能在班级里当班干部的例子,那时候的人间并不全是地狱,或者说地狱里还是有残存的温暖人性;一个深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亲笔批示录取了一个曾经很左、经常批斗别人但后来改过自新考上大学的上访学生;也许有人认为过去失掉了太多,就容易很实际,对功利方面相当重视,但照样有人选择了吃苦和敬业,驶向尚布满荆棘和疑问的改革开放试验区,驶向一片不靠往日辉煌只看你有无真本事的未知价值领域,第二次和苦与寂寞共舞。
人跟人一样,一样平等;人跟人不一样,不一样地会去改变点什么。
从我做起,丑陋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一份,尖锐地批判现实,是站在一家人的前提之下的,要图强,先从自己的脚下开始。人的现代化,还是应该从自己开始,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刻意追求的理想人格。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还有这个勇气、理性和责任感,认为丑陋的中国人也有我的一份吗?而不仅仅当个键盘侠,只会谩骂和抱怨吗?不公平的事情是还有,常常受委屈和冤枉的事情还有,但想想改革开放第一代的前辈们,特别是新三级学人们的经历,觉得,生而为人,人人平等,凭什么你不能接受不公平,你不能接受历练、挫折和辛苦。特别值得这一代创业者、奋斗者们深思。
怀念《伤痕》和反思精神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刊载了小说《伤痕》。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北方的清华大学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南方更早一些地开始了反思,迎着潮头,向着自己的心灵举起了解剖刀。这就是伤痕文学的意义。
其实,文学在七八十年代还是很有思想的,很能拯救人心的。“伤痕文学”开山之作包括:刘心武《班主任》、王蒙《最宝贵的》、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曹鸿骞《神圣的使命》、宗福先《于无声处》等。一代思想家兼文学家,记录了那个时代。
卢新华说,“总之,我要塑造王晓华这样一个人物,决不仅仅是让读者同情她的遭遇,为她流泪,而是要读者在同情中对她又含有指责和批评,同时在这种指责和批评中……洗刷自己心灵上的和思想上的伤痕。”
王晓华断绝母女关系,表明自己忠诚信仰,却伤害了母亲;不断绝母女关系,便意味着违背母亲的教诲——忠诚于信仰,还是要伤害母亲。无论选择什么,代价都是相等的,她是善恶难解难分的象征。王晓华陷入了“爱皮梅尼特悖论”——爱皮梅尼特是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但他就是克里特岛人,他也在撒谎吗?那他说的话能信吗?怎么样都无法自圆其说,怎么都是怪圈、悖论和两难。
陈凯歌,北京电影学院78级,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曾说,在我看来,“文革”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作,但我们非要毛泽东一个署名,加上“四人帮”……尽管“文革”被说成“十年浩劫”而被否定,也有了许多批判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就没有结束。我在《少年凯歌》那本书中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上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反省是一把透析历史的钥匙,一种文化品格。忏悔意识是许多伟大人物自觉追求的。邓小平在1992年,88岁南巡的时候深深自责——“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精华都是通达的。人性的顿悟之后汇集成的方向一定是真和善。只是,最终,人要战胜自己,战胜环境,怀念那种辉煌感,不如怀念那种意志力。终究都是人要改变自己,也要改变别人。苦难、挫折、冷漠,都别害怕,会过去,也会回来,只是你要知道它怎么才能过去,怎么可以至少回来的时间很短、很短。

  • 参考资料: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建议读读这本老书,在挫折时阅读,身心都会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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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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