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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眼中的“中国”、“华夷”和“正统”

我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涵盖了“中央之城”、 “都城”、“京师”、“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多重地理涵义,更有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目前所见最早…

我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涵盖了“中央之城”、 “都城”、“京师”、“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多重地理涵义,更有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雄踞北方的契丹统治阶层,在建立辽(契丹)朝后,沿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而自称 “中国”的观念, 一直以“中国”自居。契丹人自称“中国”,但同时也称北宋为“中国”;
在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言及“正统”,直到辽圣宗后期,才萌生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意识。
辽朝疆域图简而言之,契丹人“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 都是“中国”等特点。这种“中国观”, 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国观”, 对后世的金、元等王朝,给予了重要的影响。1. 契丹与“炎黄子孙”在契丹建国之初,他们就受其先祖鲜卑人的影响,不仅有了“中国”观念,还以“炎黄子孙”自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据《辽史·世表》记载:契丹先祖出于东胡,“(冒顿单于)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鲜卑后为“慕容皝(十六国前燕开国君主,西晋辽东公慕容廆第三子)所灭,众散为宇文氏, 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
无论是东胡还是其分支鲜卑,都有其以“炎黄子孙”自诩的历史记载。《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的记载更为具体,“昔高辛氏(帝喾,黄帝后裔,五帝之一)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周书·文帝纪上》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宣化辽墓壁画一直以鲜卑后裔自居的契丹人,自然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和鲜卑的说法,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之后;元朝史官编撰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是从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为采纳了“炎帝之后”的说法,认为契丹出于“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
因此,契丹人以“炎黄子孙”自居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凭空“生成”的。
辽朝末期的契丹人与汉人在辽朝的文献史料中,能经常看到其“以中国自居”的记录。语言学家们从契丹文字的角度,取得了新的进展: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作者,契丹文字专家)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翻译过来即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 的意思。刘凤翥(《契丹小字研究》作者,契丹文字专家)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的原义是“中央”。刘凤翥在自己成果的基础上,就“契丹”和“辽”两种国号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在983—1066年间,即“契丹”国时期,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契丹放在辽之前;在1066—1125年间,即“辽”朝时期,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 辽放在契丹之前。
辽朝壁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将“辽”放在“契丹”前,还是放在“契丹”后,前面均冠有“大中央”一词,“中央”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因为历史上“中国”,同样有“中央之国”、“天下之中”的意思。如《盐铁论· 轻重》就称,“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也就是说,“大中央”就是“大中国”。最终他得出结论:辽朝的国号有三个,分别是中、契丹和辽。
刘凤翥(zhu四声) ,1934年生于河北,契丹文字专家所以,契丹人在建国之初,不仅以“炎黄子孙”自居,还自称“中国”之人。2. 辽宋皆为“中国”
有趣的是,在契丹人自称“中国”的同时,他们也将北宋称为“中国”。史料中记载,辽朝初年一直称北宋为“中国”;哪怕辽兴宗明确以“中国”自居,仍然称北宋为“中国”。就以辽兴宗时期为例: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欲伐西夏,遣使告宋书称“元昊负中国当诛”,辽金史专家宋德金认为,这里的“中国”指北宋,而非契丹。重熙十七年(1048),宋人韩综出使契丹,“辽主问其家世,综言父亿在先朝已尝持礼来,辽主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北宋。
契丹文化浮雕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天龙八部》里的耶律洪基),是一个明确称辽为中国的皇帝。但他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辽道宗曾向北宋使臣“求仁皇帝御容”。当北宋派人将宋仁宗画像送到辽朝时,辽道宗“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辽道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北宋。
耶律洪基,是宋文化的“迷弟”契丹人除了将辽宋两朝并称“中国”外,还表现在“南北朝”的称呼上。辽宋交往之初,就已经有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到了辽圣宗与宋签订“澶渊之盟”时,正式确定下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记载,“契丹主闻真宗崩,集蕃汉大臣,举哀号恸”,契丹主谓其妻萧氏曰:“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契丹国志》卷七在记载此事时则说, 契丹主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媛,人使往来,名传南朝。”
《续资治通鉴长编》所用的“中国”,在《契丹国志》中变成了“南朝,说明契丹人常常将“南朝”和“中国”混用。或许在契丹人看来,“南朝”是“中国”的“南朝”,“北朝”是“中国”的“北朝”,“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契丹服饰图另外,契丹人还袭用“中原”即“中国”的观点,承认自己与北宋都在“中国”之内。一般认为,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属于中原,属于中国。史书记载:契丹“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契丹遂入中国”。契丹人虽然没有全部占有“中国”(中原)地区,但也算进入“中国”地区。《辽史》说,辽“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就是这个意思。3. 契丹人与“华夷”
契丹人认为,“夷人”懂礼即可入“中国”,汉人懂礼亦可入“中国”,“华夷懂礼”皆可入中国。辽朝初期,契丹人对“中国”、“四夷”的文化意义认识不足,并没有意识到“蕃”或“夷”有什么不好。因此,他们一度心甘情愿地称自己为“蕃”或“夷”。后来,契丹“颇取中国典章礼义”,“治国建官,一同中夏”,“改服中国衣冠”, “饮食服玩之盛, 尽习汉风”,迅速跻身汉文化序列。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蕃”、“ 夷”等词汇,带有低于汉人甚至被视为禽兽等的贬义。辽圣宗泰和初年,萧和尚“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萧和尚极力反对北宋像对待“蕃部”一样,以低于北宋之礼对待辽朝使者。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蕃”是低于汉人一等甚至几等的人。
宝山辽墓壁画至于辽朝境内深知汉文化“蕃”、“夷”涵义的汉人,在与北宋交往过程中,更是极力反对称契丹人为“蕃”,为“夷”。辽朝汉臣刘辉,在得知欧阳修修撰《新五代史》 时将契丹列入《四夷附录》的做法十分不满。他特意上书: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接受“汉化”的契丹人认为,契丹人已经与汉人“同风”,契丹文化与汉文化更渐趋一致。“夷”文化根本不比“华”低下,应该同等看待。4. 契丹人的“正统观”
按照“五德终始”学说,隋朝标榜自己继承北周“木德”以“火德”为运,即承认北朝为“中国正统”。
不过,他们在承认北朝为“正统”的同时,不否认南朝为“中国”。这种“中国”与“正统”并非完全一致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契丹人在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正统”的观念。直到辽圣宗后期,他们开始以“中国正统”自居,并沿用“五德终始”学说,将北宋列入“非正统”之闰位,不承认其“正统”地位。
辽圣宗耶律隆绪(972-1031)
辽圣宗初年,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只是要求取得与北宋对等地位,主张与对方互称“南朝”、“北朝”,并未取得高于宋朝的政治地位,双方仍以“兄弟之国”相称,辽圣宗还要称宋真宗为兄。
澶渊之盟
等到了太平元年(1021)七月,辽圣宗“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表明他开始以“中国正统”自居了。
契丹统治者主张继承后晋为“中国正统”,实际上是按“五德终始”学说,将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列入所谓的“非正统” 的“闰位”,不承认后汉、后周和北宋政权为“中国正统”。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辽朝大臣萧蕴、杜防等使宋与北宋馆伴使程琳等争论使者坐次时就说道:“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
由此可见,此时的契丹人不仅不将宋辽“兄弟之国”的规定放在眼里,还以“大国”自居,轻视“老大哥”北宋了。辽兴宗即位以后,正统意识进一步增强,意欲高于北宋的愿望与日俱增。
重熙七年(1038),辽兴宗“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利用契丹人从后晋手中得到的这枚假传国玺,为契丹人承后晋为“中国正统”大造声势。
契丹武士复原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人的“正统”观念,在宋辽“增币交涉”时,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庆历二年(1042),两国讨论增加岁币之时,辽兴宗提出,宋人向辽交纳岁币,“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宋人富弼回答,“‘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辽兴宗丝毫不客气:“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
后来辽兴宗又建议,将“‘献’改为“纳”,富弼不仅不同意,回国后提议朝廷不要答应辽朝的“无理”要求。不过,宋仁宗并未听从富弼的意见,“许称‘纳’字”。
而《辽史》上的记载,则与前面“有所出入”:
….刘六符与耶律仁先等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刘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
契丹人极为过分地向北宋提出用“贡”字,而且北宋也同意了。
无论是 “贡”还是“献”和“纳”,都反映了出了辽朝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并以“中国正统”自居的心态,甚至想做对方的宗主国了。
不过,北宋与辽两位“大兄弟”,先后被崛起的女真力量先后灭亡。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契丹族裔仍有数百万之众。那么问题来了: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史学界有三种推测: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历史,他们先后融入到蒙古以及女真诸部。西辽灭亡后,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总而言之,“契丹”民族尽管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依旧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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