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硕:“高贵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来吧!”(上)

自晚清一些进步官员和思想家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来,由欧美开创的现代“宪政民主世界”突入自居“朕即天下”中心的中国,同时颠覆了“法自君出”的专制观念。之前,“天下观”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

自晚清一些进步官员和思想家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来,由欧美开创的现代“宪政民主世界”突入自居“朕即天下”中心的中国,同时颠覆了“法自君出”的专制观念。之前,“天下观”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典国际世界观;华夷之辨,是对之的观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对之的制度设计;朝贡体系,是对之的操作谋划。一旦这种“朕即天下”机制遭遇由西方国家展现在清朝面前的激烈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国便快速从“天上”堕入“人间”,很难将“朕即天下”与“民权世界”无缝对接起来。如何走出“井中之蛙”的误区,换个姿态看待全新的“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
不存在抽象的“中国国家审计思想”,只有具体的、历史的中国国家审计思想。尽管时下关于“国家审计”的论文和专著颇多,但仍必须明确:19世纪的中国宪政民主思想是前现代形态的中国国家审计思想的启蒙;而进入20世纪以后清末筹备立宪则开创了中国国家审计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折的历史起点。所以,清末民初国国家审计的根本任务,是要决定性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真正建立同时体现中国特色和国际潮流的现代国家审计系统,也就是说,彻底实现中国国家审计的现代化。在这里,“现代化”就意味着Public Accountability内涵与外延的换骨夺胎,意味着宪政民主化与国家审计的有效嫁接。
可以说,传统国家审计是皇权本位的,现代国家审计则是宪政本位的,所谓从传统国家审计转向现代国家审计,实际上即是要从皇权本位的国家审计系统转到宪政本位的国家审计系统。这在实践上表现为从下往上的审计问责(向皇权负责)转向从上至下的审计问责(向人民负责),在思想上则表现为从独裁专制转向宪政民主。清末民初以国家审计入宪为标志,正是这种“政治转向”的最深刻的反映。孙中山完成这种转向后又力主“五权宪法”,则是这种“政治转向”的最高政治表述。
最让清朝政府尴尬之处,并不是遭遇了一个与绵延千年的“朕即天下”机制不同的“民权世界”替代体系,而是“朕即天下”与“民权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当西方携宪政民主新制度及其相关的Accountability新观念掀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之时,“天朝上国”节节败退,毫无还击之力,颜面尽失。这时候才真切地发现,原来,世界秩序的中心远在欧美、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的高下差别犹如云泥之别、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中国的地位可以说微不足道。就这样,腐败、没落的统治者固守萦怀于心的国家意欲,带着一个族群的自暴自弃,那么辉煌盛大,又是那么委顿颓废,不得不臣服于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世界”过程中。这是一种多么深及灵魂的悲情!为何会出现这种天壤之别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中国国家审计的现代化将产生何种影响?
要真正理解这场国家审计的现代化运动,深刻认识现代Accountability的多重含义,必须首先了解欧美宪政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宪政民主的起源、发展、价值等问题,从而掌握宪政民主在现代国家审计中的不可或缺性。欧美宪政民主运动在它的数百余年的演变中,自身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其中既有税收、预算、公权民授和分权制衡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及其现实问题对它的影响。因此,何为宪政民主?何为Accountability的观念、价值与理想?何为现代国家审计的准则系统、制度模式与理论方法,就变得格外重要。不搞清楚宪政民主的内在理路,区分传统与现代国家的形态,把握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实质问题,就难以理解中国国家审计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来自现实与理论等各个方面的挑战。一、国际社会宪政民主的浪潮
没有现代宪政民主精神,必然创建不了可以体现人类最高文明的现代国家审计。统观全人类近现代的历史,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凡是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审计者,必定具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民主宪政。过去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皆是如此。当今立法国家审计模式确确实实在全世界已经占据绝对的主流,这是因为立法模式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欧美数百年来无数人抛热血撒头颅建立的“民主宪政”学说。这也是“民主宪政是所有人类现代国家审计的精神与灵魂”,也即“Accountability”命题的最基本阐释。
“公共问责制是民主的基石(Public accountability i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这在民主的摇篮中得到了坚定的承认,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人制定了根深蒂固的程序,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公开对其正当性和受托管理权负责”。甚至在更早的公元前十五世纪,古雅典政府,就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与审计有关的内容,具体体现在官员们离任审计上,而且,希腊居民都依法享有了解并掌控官员们所作所为的权力,比如参与评定官员是否渎职行为、参与政策选择、官员们个人财务公开披露等。文献表明,所谓“正直、诚实”,就是审计制度中对官员们的行为准则,从司库到法官,从高层官员到基层官员,都必须接受这一套严苛的考核问责机制:首先,每年的年末,每一个官员必须在所有居民参加的集会上,证明这一年他所接受的公共受托责任,以及履行的情况;与此同时,每一个居民都可以当场提出质疑或控诉。然后是接受“公民大会”的监督。“公民大会”被赋予“正直的人们”的使命,负责揭示官员们是否称职,以及政府对不称职官员们的判刑依据是否确凿无误。在这两种制度体系的监督核查下,官员们将被通知下一年是否续任。(文硕著:《国家审计序论》,壹嘉出版社,2018年版,PP12-13)
当时,审计官是罗基斯塔埃 (Logistae) 和埃乌苏诺衣(Euthynoi)。罗基斯塔埃是最高权威, 起初为30名, 后来减至10名, 每个部落1名, 由抽签法选出, 任职是1年。500人议事会的所有官员在卸任时,均必须按规定在离职后30天以内向他们报送自己登记的会计帐册, 不得拖拖拉拉, 延宕时日。罗基斯塔埃只有在确实认为他们报送的帐簿记录中不存在任何工作差错和贪污、受贿行为之时, 才允许他们卸任离职。否则, 就要将事件送交法院裁决,以正法度。倘若法院判决罪证属实, 那么, 就课以贪污或受贿数额的十倍罚金。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由罗基斯塔埃亲自担任法庭议长执行审理。埃乌苏诺衣亦为10名, 并配备有以抽签法选出的称为帕勒德罗依 (Paredroi) 的辅助官2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严格审核各官报送的财产目录、证据文书和会计帐册; 编写审计意见, 并报告给罗基斯塔埃。此外, 他们还负责应收现金的收回等工作。
那时候,只要有人在私事(或公事)方面要对任何一位已在陪审法庭报告帐目的官吏提起诉讼, 他就应该在其报告帐目之日起3 天之内,将自己的姓名和被告人的姓名, 以及他控诉此人的罪行, 再加上他认为适当的罚金数目, 详细记录在一块目板上, 然后提交给审计官。审计官接受并审阅这些记录以后, 倘若认为该起诉可以成立, 就立刻分清它究竟是属于私人案件还是属于公众案件。如果系私人案件, 即将该板交付司法执行官备案。司法执行官接受以后, 再将该帐目板向陪审法庭提出, 由陪审官作出最后裁决。(注释:文硕著《世界审计史》,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PP20-21,原载于亚里斯多德: 雅典政制, 刊于《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 (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年,p.126.)
古代希腊民主审计还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柏拉图《理想国》得到佐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介绍希腊民主审计时有一段经典名言:“一个城邦的好多机构,即使不是全体机构,都须经手巨额的公款。所以,应该设置独立的财务职司,这种职司不问旁的事情,只是专管各机构的收支账目,加以稽核。这一职司的官员各邦名称都不相同,或为‘审计’,或为‘会计’,或为‘稽核’,或为‘财务纠察’。”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同样存在对希腊国家审计的介绍:“柏拉图在他的传世经典《理想国》中对民主制度的设计也包含了国家审计的理念,并且将公民的审计权与选举权并列,视为建立一个“智者寡头”(intelligentoligarchy )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约束被选举人的措施。他认为:雅典的目标是智者寡头的到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下两种制度的实行:人们既可以选举国内任何智者上台执政,同时也可以在他们执政期间或者在他们卸任审计时监督批评他们。”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问责制从产生之初,就注定是民主的,也就是说,问责制生而民主。古代文明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局限于传统审计世界,古代希腊却想另起炉灶:在经历了远古民主信念的变革之后,“国家审计”开始攀附于一种新的想像力,它使经济问责成为自由的、各种纯粹的可能性。这就是国家审计在古代的神秘渴望—民主之路。它像远离传统文明的“异域”,为国家审计后来者开拓出广阔的想象余地。
英国至今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法典,但人类近代以来的宪政民主政治确实始发于英国,其主要原因在于“宪法”与“宪政”不同,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仅仅是指一种法律文本,而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中的一个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导宪法制定或推动宪法实施的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建立并推动特定类型政治制度的实践,这类制度一般包含了有限政府、权力分立、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政治原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近代以来的人类宪政民主政制,就是从英国《大宪章》开始萌发的。
《大宪章》在英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产生,有一些特定历史机缘:在1214年英法战争中大败而尽失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土地之后,加上英王约翰为准备战争而横征暴敛而导致的国内危机、民怨沸腾,在此情况下,为了牵制或束缚住约翰王对贵族和臣民的任意掠夺和暴敛之手,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的贵族、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平民集团联合起来与国王约法三章,在温莎堡签订了历史上著名《大宪章》。从文本上看,《大宪章》一共63个条款,只是一份临时起草并签署的文件;从性质上看,《大宪章》只是当时英国贵族和市民与国王“争权夺利”而签订的一份停战协议、一份政治契约;从具体内容看,《大宪章》只是“陈述了现有的法律,并未制定任何新的法律”,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大宪章》催生了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最终在西方社会建立起了一套自由与民主的制度,社会空前活跃,思想的枷锁被挣脱,大航海、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几百年后在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中,又被当成平民争取权利的法律依据。《大宪章》最为精髓的条款有三:第一,第61条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权力,来否决国王的命令;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意味着“王在法下”,实际上蕴含着现代社会法治中的一条最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任何人,包括国王、政府、政党、组织和个人能超越法律;第二,三分之二以上的条款均涉及国王不能任意征税、乱征费、乱摊派、乱收钱,“若无王国一致公意许可,不可征收任何免役税或其它贡金”,从而在世界历史上间接导致了一种新型国家体制的诞生,而这种国家体制要求: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来自经过议会批准的法定税收,以此防止国王和政府随心所欲地征税;第三,“任何自由人,若不经过同等贵族人的依法审判,或是经本国法律判决,任何自由人均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障、流放或其它损害”,这一条款被世人称誉为英国乃至人类社会上国家法治和宪政制度衍生的“基因性条款”,因而有人称之为“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敌”。整个《大宪章》实际上意含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交税,你给我们自由”,且征税须经我们同意。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宪章》也被称为“自由大宪章”。由此可见,它本质上是抑制王权,张扬民权,为作为“限政”的宪政开了先河。
1625年,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继位。因卷入与法国的战争和财政枯竭,国王已是债台高筑,而资产阶级和贵族不愿再借钱给国王,双方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最后,不得不与议会签订《权利请愿书》。1679年,查理二世又签署国会制定的《人身保护法》。二者进一步继承、肯定了《大宪章》的法治精神。
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并迫使威廉三世签署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该法案只有短短的十三条,却在以下四个方面最终确立了议会高于国王,司法权独立于王权和政府的原则:第一,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国会,为限制国王的权力提供的法律保障。第二,确立了议会的权力和议会议员自由选举的制度。第三,国王不经议会批准,征税和收费即为“非法”。第四,英国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宪政制度,英国国王自此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这也标志着“法治”在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权利法案》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法治在人类社会中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在英国建立人类社会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这是人类宪政民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权利法案》颁行后,与《大宪章》、《权力请愿书》和《人身保护法》一起,构成了英国宪政民主政制的宪章性的制度框架。这些宪章性的法律互相支撑、互相支援、最终融合在一起,成为人民对抗专制、保证、维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最为强有力的制度机制。这些宪章性的法律,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美国宪法》(1789年)和《权利法案》(1789年)等法律制定,而且影响了欧洲周边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法国、荷兰、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甚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制定和颁布,都深受其影响。
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除了英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外,欧洲大陆基本上处于君主专制时代,这些寡头政治在当时构成了欧洲大陆各国宪政民主发展的强大阻力,尤以法国为甚。在此情况下,法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以推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和反对专制独裁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并涌现出一大批启蒙运动思想家,其中,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最为突出。
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这是作者借古罗马的历史进程反对当时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研究性作品。他力推以公民的独立和自由、共和制度、法律开明、统治者贤智、人民风俗朴质、品德善良为特征的罗马精神,其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新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学说,并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同时,孟德斯鸠从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名著《政府论》所提出的分权说中受到启发,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方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一名言,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权分立理论。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国家权力应该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且三权必须由不同的人或团体来独立行使,而不能同时落入一人或一个团体之手。孟德斯鸠特别强调,为了保证公正,国家的权力必须要设计得互相制衡。在“第十三章征税、国库收入与自由的关系”中,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国库收入是由每个公民所提供的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组成的,用它来保证其余财产的安全或者说为了更好地享用这部分财产。要把国库收入(财政收入)计划制定好,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公民两方面的需求。绝对不应该为了国家设想中需要而不考虑国民的实际需要而索取他们的财产。”、“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绝不是以国民能够缴纳多少为出发点,而是要从他们应缴多少出发。如果按国民能缴纳多少去计算,也应当以国民经常性的交付能力作为计算的依据。”
1789年通过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认为,人们对人权的无知、忘却和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人权宣言》第1条就宣布道:“就权利而言,人们生来是、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接着,第2条对人权的范围和内容做了具体的阐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压迫权。”对于现代国家审计尤为重要的是,《人权宣言》根据孟德斯鸠所提出的私有财产是人所禀有的一种自然权利的思想,在第17条明确规定:“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是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均不得被剥夺。”《人权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它实际上宣告了旧封建王权灭亡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
1787年,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在费城开成了一个制宪会议,最终在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1787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实行联邦制,肯定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规定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并规定了国会的组成,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并规定总统产生的办法;规定司法权属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规定最高法院的组成;规定各州的相互关系和义务。这部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为目的的宪法表明,美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出既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共和制,也不同于议会内阁制的总统制,使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联邦制国家。这部宪法充满了”理性精神的妥协”,这种妥协主要表现在大州与小州之间、中央和各州之间、北方与南方各州之间。正是这些妥协推动了美国联邦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之,美国的宪政制度由于其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并凭借其内部的制衡机制和自我修复功能,最终得以保持和发展。

宪法通过后,华盛顿于1789年4月6日在第一届国会期间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开始了联邦党人的统治。在此后的美国政治生活中,两种政治思想在美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争论愈演愈烈:在经济主张、政治主张、建国方略乃至对外交往等诸方面,逐渐形成了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以及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两条道路,两个传统的冲突与融合最终成为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源泉。

回顾英法美三国近代宪政民主政制的型构和演变史,并对三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四个重要特征:第一,英国的宪政民主是在其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母体中原生性地生成,而法国的近代宪政民主政制则是或多或少受英国政制实践的影响而发生的;第二,英国的宪政民主政制是经由一个相对平和的和渐进过程而逐渐生成且至今仍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法典,而法国的宪政民主政制是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和腥风血雨建构出来的;第三,1215年的《大宪章》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奠定英国近代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的两块主要基石,而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亦称“拿破仑法典”)则是支撑法国近代以来法律制度及其宪政民主政治的两大拱柱;第四,美国宪政民主政制的设计者和构建者在17、18世纪已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既接受了来自英国的宪政观念,又吸收了来自法国的民主理论的影响,并创造性地将这两种观念融为一体,为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又反过来对19世纪英法两国的宪政民主的型构和与建构产生过一定影响,从而对现代人类宪政民主政制的扩散与发展,发生过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刊载“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一文,指出:“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犹如欧美的毕达哥拉斯原理、欧几里得几何研究勾股定理的原理与意义,是研究为什么、研究源头,属于道的范畴,而中国的九章算术研究勾股定理是研究如何如何致用,如何解决问题,属于术的范畴一样,我们考察近现代宪政民主运动,就是研究国家国体的“道”,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最恬静的自由生态、最坚韧的法制恒信和最质朴的民主优雅,一种犹如神圣殿堂中散发出来的清新税收理念、纯真的天然财政治理本性和诗意的现代国家审计境界。它以宪政民主巧妙构筑理性与逻辑性的顶层设计,支撑着现代国家政治的原则,给后来者铺下的路径,奠定的基础,仿佛欧美宪政民主先驱们将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化为无形的资产,“借贷”给所有投身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国家。对于沐浴过这些传世不朽之思想的国家审计晚辈来说,这是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二、破局思维:中国宪政民主思潮的兴起
置身于传统政权之中,思维很容易固化,无论多么努力,身处多么高位,往往很难看到整个社会需要破旧立新、更新换代的迹象,内心犹如陷入了一片黑暗的迷宫,茫然而不知所措。爱因斯坦曾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也就是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对于目前遇到的难题,必须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只有这样,你才能以更高的视野,洞察事实真相,对现状有一个全新的认知。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普遍感到,在国家治理、税收财政以及法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统治观念已经明显过时,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饥渴。身处晚清这样一个外患当头、内忧渐显的复杂环境中,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郭嵩焘为代表的官员和以沈家本、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和邹容为代表的思想家相继接触到世界宪政民主体系,即今天的世界是英国《大宪章》与《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以此为基础框架构建的“宪政普世价值”,这个框架是数个世纪以来欧美无代表不纳税、治权民授、三权分立、民权压抑王权等系列理念的实施结果,白人重构了一种迥异于传统政治的、崇尚“自由”、“平等”、“人权”的人类现代政治制度。毫无疑问,在此“三千年未有之新变局”中,晚清士人对其经历了译介、解读、传播再到接纳的过程。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探索和争论之际,用《人权宣言》的观点来代表自己的观点,以确立晚清中国思想文化或制度法律发展的新方向。可见,宪政民主作为强大的他者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挑战。
承认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王权政治之间存在着张力,并不意味着,站在王权至上的立场上,就必然会否定宪政民主的价值。相对于不自由的、专制的社会状况,宪政民主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状况当然是值得去不懈追求的。对这套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觉悟,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沈家本等无疑是最早一批的官员。不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徐继畲、沈家本,都是清末民初中国重要的宪政思想家。为什么他们可以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站在破局的思想高度来思考现实问题,更容易得到正确答案。要了解他们的宪政民主思想,自有论点名著在。
林则徐(1785年-1850年)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他组织编译的《四洲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志书,而毋宁在于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探求域外大势,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以备参考。《世界地理大全》是英人慕瑞所著,1836年伦敦出版。林氏组织幕僚将此书全文译出,并加以文字润色而成。译作简述世界4大洲30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在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书称四洲者,用沿佛书旧称。后魏源受林氏所嘱,以此为蓝本,编著成《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后来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此书实为开风气之先的创举;而作者林则徐也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41年,林则徐踏上流放之途,行至镇江,找到一个名叫魏源(1794年-1857年)的好友,叮嘱他根据《四洲志》写出一本民智启蒙专著。作为拥有当时第一流西方知识的大学者,魏源不负重托,筚路蓝缕,终于在1842年至1852年之间陆续编成《海国图志》100卷,清晰地介绍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不仅是一部涵盖世界各国人文地理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一本内容丰富且通俗易懂的19世纪全球治国宝典,引发了当时国民对海外世界的重大的认识论转向。本书围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中心展开论述,认为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试图借鉴欧美先进之经验,建构中国富强之大厦。这一“以夷制夷”的思想对清朝重臣李鸿章影响重大。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断言: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具有永恒价值,“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其为“不失为对国际贸易和西方炮舰所带来的问题症结进行多方面的探讨的首次尝试”。魏源《海国图志》的出版发行,由于被中国官方冷落,反而受到日本的广泛重视,最终不仅将弹丸之地的日本送上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同时将中国推进百年灾难之中。 在徐继畲(1795年—1873年)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1849年)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龙夫威对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探索西方强国的本质以及剖析中国在世界上悲惨的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范畴”,其中对美国的重视甚至超过称霸世界的英国,不仅介绍美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和风俗人情,尤其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瀛环志略》如此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和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康有为在阅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翻阅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开阔了眼界,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所以,徐继畲被《纽约时报》称为东方伽利略。
1860年代起的洋务运动主要聚焦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1898年张之洞将其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整整40多年时间里,在中西问题上国人都没有跳出“体用论”思维。而郭嵩焘(1818年-1891年)旗帜鲜明,前所未有地直接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1875年,在《条陈海防事宜》中,他明确指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如果单纯学习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有人将1840年以来中国的渐变划为三个层面: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属器物层面;行不通之后搞戊戌变法,属制度层面;最后进入五四运动,从文化层面反思传统。如果用这个框架来观照,当国人处于第一阶段时,郭嵩焘的思想就进入了第二甚至第三阶段。1876年,郭嵩焘赴英充任公使,他把工作中的见闻辑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书中他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但由于这本书旗帜鲜明、观点犀利,导致他几乎成了“全民公敌”。由此可见,在晚清士大夫中,郭嵩焘是最早突破传统夷夏观、摆脱天朝观念的人,也是最早认识到西方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先进之处的人。他看世界的高度和清晰度,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立宪思想深入人心,山西宁武深山取名为“尹宪政”的农家
崔国因(1831年—1909年)是黄山太平人, 1889年3月起,出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任职期间撰写了47万字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公元1883年,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普通的年份。面对中法战争即将爆发,边疆告急、国势日衰的现状,已经是翰林院编修的崔国因再也坐不住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士大夫情怀,促使他冒死递上《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奏折给朝廷,请求变法图强。“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崔国因的奏折言词峻烈激切,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苟非自强,断不能以立国。更为可贵的是他具体的提出了11项自强之道:设议院、讲洋务、储人才、兴国利、练精兵、修铁路、精水师、增兵船、精制器、筑炮台、设武备院。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等,十分详尽。在众多的项目中,对于设立议院这项最关键的一条,他说:“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同时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可行性以及实行的方案,显示了崔国因的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大部分清廷官员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还一无所知,既不辨西方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西方的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了。其实《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不仅显示了崔国因的远见卓识,更凸现了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人士大夫的胆识。即便在1883年后,众多朝臣和外交官为明哲保身起见,最多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不敢明确向朝廷提出主张。崔国因这样一位由封建科举正途入仕的朝廷命官却勇敢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样的胆识更令人敬佩。百闻不如一见。1889年崔国因在任驻外使节后,经过实地考察,对议院制度更加推崇,屡次向朝廷提出开设议院的请求,并用生动而简练的文字描述了议会开会的情况:院式园,空其中,环而坐,各有案,纸笔均备。有所见,则书于纸,刊于报,示至公也。无酬应之烦,嚣杂之习,拘束之劳。走出国门的崔国因此时对西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他仍然在希冀着柳暗花明的一天。
被誉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中国传统法系的终结者”、“中国近代法系的创立者”的沈家本(1840年-1913年)从1902年至1911年,沈家本以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曾被任命为大理院正卿、资政院副总裁、司法大臣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沈家本还曾任袁世凯总统法律顾问。他主持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化的刑法——《大清新刑律》、第一部专门的民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此外还起草了《大清商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等,给中华法系以强烈震动,中华法系以此为标志终结,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页。他坚持以“会通中西”为修法原则:“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指出,若想制定世界通行的法律,必须了解国外的法律,清理国内各类旧法,同时还要培养以后能够施行新法的人才,这样才能达到革新变法的目的——沈家本的思想直到今天都闪烁着熠熠光彩。有学者曾指出,沈家本的可贵正在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派。在称赏西法并认定中国制度的许多缺陷应通过学习西方加以弥补的同时,他更对两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融合寄予厚望”,西方法的参照让沈家本的传统律学知识别具价值,他的法律改革方案既全面又富有针对性。
清朝末年,从前被堵在门外的西方思潮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人们陶醉于各种新的或似乎新的思想、理论、观念,民主、自由、现代财政、公权民授、法制、华盛顿皆是激动人心的名字,谈论宪政民主成了一种时尚,尤其在以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和邹容为代表的思想家中获得了广泛认同,用民主取代专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此时此刻,中国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从而终于踏上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正途。
中国百余年来宪政思想,康有为确实是极其敏锐的人,他对很多问题的回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精深。戊戌变法开始,康有为作为历史推动者,为中国前途积极奔走和推动变革,加速了中国政治和思想近代化的进程,同时缩短了中国人与近代民主之间的距离。甲午战争后,康有为首次提出君民共主的思想,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置于最高一级,民不但可以进言、咨询,而且享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仅限于沟通上下,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强调建立在近代民主思想基础之上的自主平等的人民主权,强调人民不但应对国家尽义务,而且应享有相应的民主权利。在戊戌政变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着议会体系有关问题而提出并阐述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在进呈《第六书》之前,康氏的改革路线仍然坚持上下两院制的议会体系,下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在《第六书》后至百日维新宣布前的期间里,康有为持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上院化制度局)和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保国会活动)同时并行的政治策略。然而,自百日维新开始及康氏被召见并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他在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这一激进路线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上院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但康氏的这一妥协并不表明他否定或放弃了在将来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
1896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0册上发表《古议院考》。梁开篇即称:“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梁在充分肯定了议会在西方走向强国进程中的决定意义。尽管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称赞了泰西各国的议会,称赞了中国古代类似议会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但对此时是否要设议会,却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称言:“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这种先设学校、后立议会的政治设计,虽由梁启超提出,也应视为康有为的策略。
章太炎充分认识到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指出:“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生此智慧者也”,不过,他反对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主张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在《代议然否论》中,章氏列举了间接民主的种种不是:第一,代议制凭空制造了一个阶级,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第二,代议制的选举方式有问题,导致选出来的代议士未必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或者缺乏行政的能力;第三,代议士在实践的过程中采取的多数原则并不可靠。鉴于此,章氏甚至表示,“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其本意为:批评代议,认为它甚至比专制还不如,故主张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行直接民主。他甚至主张在偌大的中国实行“联省自治”,即,将中国划分为若干自治省,在每一省推举出省长的基础上,推举出国家领导人。这样可以保障每一省内部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可见,章太炎希望推行共和政体,又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归结为议会这一形式上,从而提出了四权分立学说来替代议会:第一、民选总统,总统负责行政、国防、外交,不得干预其他事权;第二、司法独立,主管官员任免和民事诉讼,有权逮捕总统;第三、学校独立,立法大权交给了解底层的精通法律的知识分子;第四、人民有政治权力自由,民若有愿可选出代表向政府抗议。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作为近代史上首位比较系统地引进西方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严复认识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孱弱,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思想。他从西方契约论的观点出发,指出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而非“君权神授”的传统政治思维。严复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产物与表现形式,民主是自由的载体与实现形式,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而自由才是民主的真正目的,故中国传统观念下的“自由”与西方民主背景下的自由完全不同。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就是人权,当然从自然法与契约论的角度出发的天赋人权只是自由的具体体现。他阐述的自由思想主要是从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角度出发,以法国大革命倡导的“天赋人权”批判了中国的“君权神授”思想。而严复政体观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代议民主制政府思想及其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影响。严复在《辟韩》中指出:“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如何在中国建立立宪君主制上,严复主张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开民智”,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邹容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革命军》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第一、邹容继承我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主思想,依据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卢梭等人所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批判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第二、他通过对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是“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平等自由之幸福”的崇高事业,只有效法美国和法国,实行革命,中国才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第三、邹容对建立共和国的纲领,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具体规划了未来民主共和国家的蓝图,在这个共和国中,凡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没有上下贵贱之分,人人均享有生命、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并均需承担服兵役、纳国税和建设新国家的义务。邹容入狱和逝世以后,《革命军》进一步遍销国内外,前后重印20余次,销售量达110多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
中国近代的宪政运动的起起伏伏,犹如翻滚过山车一样,不知下一秒的刺激与惊喜。在17世纪以后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系中,只有接受自由、民主与法制观念,才可能构成现代国家生态。“宪政是一切现代国家的根本大法,实施宪政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正在成为愈来愈多的进步官员与思想家的共识。可惜,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最高统治者一直没有搞清楚西方由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引导的世界体系的真正本质。30余年的洋务运动成就辉煌,但甲午战败的事实昭示国人: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而固守“中学为体”,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这是慈禧太后的悲剧。袁世凯本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垂青史的“中国华盛顿”,然而由于传统帝王观念、威权主义、英雄主义的深刻影响,在生命最后岁月竟然逆世界潮流而动,一念之差上演了一出复辟倒退的政治闹剧。这是近代中国的重大遗憾。
近代中国希望通过不平衡改革模式,即没有充分优化政治体制之前,就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跟欧美一博,完成与欧美宪政民主体系抗衡的弯道超车,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只有首先优化中国现代国家系统,即均衡政治体制与其他体制的配套改革,营建能调动国民创造力和心情愉快的公民社会,确保百姓医保和民生福利,建立学术受尊重的大学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优化系统中,才能推动、提升中国国家审计体制的现代化。没有伟大宪政精神,不可能有伟大国家审计。
(待续。本文摘自文硕新著《中国近代国家审计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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